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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从2017年以后，每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对这一年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这就是规律性认识的部分。这五个规律性认识，既是对今年工作的回顾性总结，与此同时，也是用来指导更长时期的发展。它既然叫规律性认识，就可以上升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经验，并且可以体现在未来的经济工作当中。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形势室主任 郭丽岩：我们针对经营主体、财税和金融等重点领域开始新一轮改革，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力度和示范效应，由此带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进一步高效畅通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外贸的新动能，从而使内外循环形成良性畅通、相互激发的状态。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相比，“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新提法释放出什么样的政策信号呢？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明年的财政政策有适度加力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建立在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我们要观察它的成效，也要推进它的落实，与此同时，要观察经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有需要的时候，财政政策可以及时跟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是搞大水漫灌，而是找准了需要精准发力的领域，通过合适的力度以及合适的方向，使得财政和货币政策收到最大成效。

发展科技金融，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创新活动早期风险高、资金需求量大，来自资本市场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注重长期投资回报，在短期内允许试错容错，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创新活动获得市场认可、创新成果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相关生产资本投入可以催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产业繁荣和财富创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持续攀升，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进一步优化产品、市场和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加快形成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形势室主任 郭丽岩：居民家庭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在升级，要通过投资激发新动能，增加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来匹配消费升级。另外一方面，投资加速形成实物量的过程当中也会加大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从而带动就业岗位，带动增收，也是在增强消费能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增强内需对整个经济回升向好的支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对乡村建设内涵和目标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建设“美丽乡村”，再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乡村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守正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在百余年不平凡历程中，我们党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同时又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为神圣职责，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并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途径，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坚持守正创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并作出重要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
3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千万工程”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是深化村民自治，以自治消化内在矛盾，并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二是强化法治保障，以法律手段规范日常行为，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乡村法治环境；三是激发德治活力，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作用，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使广大民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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