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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相比，“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新提法释放出什么样的政策信号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过多次重大风险考验，但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总的来看，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金融体系重点领域的增量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存量风险得到逐步化解，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同时要清醒看到，我国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

这些实践成果、理论成果来之不易，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结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把握金融发展规律，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不断把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确保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改革和开放都又有新的部署，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正好与“五个必须”规律性认识当中的一条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培育更多的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系列部署，都与这几年以来关于统一大市场，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结合在一起，也是和更好地去落实支持民营经济的一系列举措，更好改善营商环境结合在一起。

“守正”，就是坚守真理、坚守正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守正”，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执着坚守。这一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想和价值追求，坚持用唯物史观观察思考文化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着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守正”，还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这一思想提出并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总结提炼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文化精髓，强调在固本培元、疏源浚流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坚实文化基础，擦亮了中华文明与世界交往的鲜明文化特色。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从2017年以后，每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对这一年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些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这就是规律性认识的部分。这五个规律性认识，既是对今年工作的回顾性总结，与此同时，也是用来指导更长时期的发展。它既然叫规律性认识，就可以上升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经验，并且可以体现在未来的经济工作当中。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明年的财政政策有适度加力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建立在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我们要观察它的成效，也要推进它的落实，与此同时，要观察经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有需要的时候，财政政策可以及时跟进。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是搞大水漫灌，而是找准了需要精准发力的领域，通过合适的力度以及合适的方向，使得财政和货币政策收到最大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过多次重大风险考验，但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总的来看，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金融体系重点领域的增量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存量风险得到逐步化解，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同时要清醒看到，我国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并作出重要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
3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千万工程”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是深化村民自治，以自治消化内在矛盾，并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二是强化法治保障，以法律手段规范日常行为，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乡村法治环境；三是激发德治活力，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作用，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使广大民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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