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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实际上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建设在全局中的中心位置，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细化到党和政府各项任务的要求、部署当中，让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能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所明确的一系列目标任务，做一些加法，做一些具体的部署、落实，从而通过我们的有效作为，带动整个市场预期的好转。可以说这样一个规律性认识，抓住了当前全局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
发展数字金融，巩固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优势。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提高金融服务交付速度、透明度和安全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资源要素实现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精准化匹配，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巩固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优势，需要加快数字金融创新。要把握机遇、重视安全，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便利性。同时，针对数字金融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规范数字金融有序创新，严防衍生业务风险，提高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在供给端要发力，而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我们要如何去打造，靠什么？首先我们要靠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要通过在一些领域，去开辟一些新赛道，去实现一些颠覆性的创新。与此同时，中央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署，就是要打造更多支柱产业。在明年经济工作中，我们要具体找到一些可以突破的点，通过有力的政策加以支持，尽快培育出一些新的产业出来。
发展科技金融，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创新活动早期风险高、资金需求量大，来自资本市场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注重长期投资回报，在短期内允许试错容错，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创新活动获得市场认可、创新成果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相关生产资本投入可以催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产业繁荣和财富创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持续攀升，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进一步优化产品、市场和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加快形成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守正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又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在百余年不平凡历程中，我们党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同时又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为神圣职责，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并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途径，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坚持守正创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科学回答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八个坚持”科学回答了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024年经济工作大政方针已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各项决策部署高质量落实到位，坚定信心、开拓奋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千万工程”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是深化村民自治，以自治消化内在矛盾，并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二是强化法治保障，以法律手段规范日常行为，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乡村法治环境；三是激发德治活力，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作用，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使广大民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光明日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千万工程”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是深化村民自治，以自治消化内在矛盾，并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二是强化法治保障，以法律手段规范日常行为，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乡村法治环境；三是激发德治活力，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作用，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使广大民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光明日报)」
3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提出以进促稳，把它和指导思想当中的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做呼应，就看到在经济工作中提出了新的稳定观，这种新的稳定观其实要求我们不是被动防守，不是简单靠堵来守安全，而恰恰要通过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用发展的眼光、用发展的思维、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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