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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形势室主任 郭丽岩：展望明年，客观上的压力和挑战不小，我们关键还是要从供求双侧发力。一个方面，增强新赛道、新动能“进”的势头，另外一方面，把内需的潜力进一步激发出来。对此我们要凝聚共识、团结一致、攻坚克难，把已经出台的各项举措落细落实，尤其要增强微观主体对政策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从而使得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感受能够趋于一致，进一步提振信心、稳定社会预期，巩固住经济向上向好的势头。
其次，从“新马泰”三国的动向来看，各国也正积极筹备和升级旅游产品，与中国的旅游业界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元化的产品，而2024年的春节，也将是“新马泰”产品最为丰富的一个春节。此外，传统的“新马泰”联游线路也将因为三国均免签而迎来新变化，会有更多免签组合产品推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多元组合。同时，免签也意味着中国游客可以用更短的决策时间决定出游，也将催生一系列说走就走的体验式产品面世，比如体验当地的节庆，在当地看一场演唱会等，激发多次出游的新潜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形势室主任 郭丽岩：我们针对经营主体、财税和金融等重点领域开始新一轮改革，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力度和示范效应，由此带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进一步高效畅通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外贸的新动能，从而使内外循环形成良性畅通、相互激发的状态。
发展养老金融，助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帮助增加养老保障供给，有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增强养老保障能力。要强化支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的资金保障，拓宽金融支持养老服务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符合老年人特点的支付、储蓄、理财、信托、保险、公募基金等养老金融产品，促进和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更好满足日益多元的养老金融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对乡村建设内涵和目标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建设“美丽乡村”，再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乡村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要求，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相比，“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新提法释放出什么样的政策信号呢？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并作出重要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作出的工作部署，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等关系，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时度效，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形势室主任 郭丽岩：这次会议是关键时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2024年是我们实现整个“十四五”目标任务的一个关键年份，这次工作会议系统布置了相关的经济工作。会议同时回顾了2023年的工作，我们不断增强内需支撑力，通过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能，所取得的成绩殊为不易。这次会议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凝聚共识，更好地做好明年的工作。」
3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千万工程”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是深化村民自治，以自治消化内在矛盾，并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二是强化法治保障，以法律手段规范日常行为，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乡村法治环境；三是激发德治活力，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作用，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使广大民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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