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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形势室主任 郭丽岩：居民家庭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在升级，要通过投资激发新动能，增加新的更高质量的供给来匹配消费升级。另外一方面，投资加速形成实物量的过程当中也会加大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从而带动就业岗位，带动增收，也是在增强消费能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增强内需对整个经济回升向好的支撑力。
发展科技金融，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创新活动早期风险高、资金需求量大，来自资本市场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注重长期投资回报，在短期内允许试错容错，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创新活动获得市场认可、创新成果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相关生产资本投入可以催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产业繁荣和财富创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持续攀升，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进一步优化产品、市场和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加快形成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发展数字金融，巩固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优势。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提高金融服务交付速度、透明度和安全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资源要素实现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精准化匹配，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巩固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优势，需要加快数字金融创新。要把握机遇、重视安全，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便利性。同时，针对数字金融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与挑战，规范数字金融有序创新，严防衍生业务风险，提高数字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改革和开放都又有新的部署，如果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正好与“五个必须”规律性认识当中的一条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培育更多的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系列部署，都与这几年以来关于统一大市场，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结合在一起，也是和更好地去落实支持民营经济的一系列举措，更好改善营商环境结合在一起。

广州时尚分析师小唐告诉记者，中华老字号大白兔联手气味图书馆推出香水、RIO花露水鸡尾酒卖成爆款，“国潮”正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购物车。如今，买国货、用国货、晒国货，已成为“国潮青年”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记者还留意到，“国潮”流行里，拥有三大重要构成：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国货品牌，三是备受重视的年轻力量。其中，消费者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是国潮爆火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作出的工作部署，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等关系，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把握时度效，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

科学回答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八个坚持”科学回答了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千万工程”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实现了乡村的有效治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是深化村民自治，以自治消化内在矛盾，并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二是强化法治保障，以法律手段规范日常行为，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乡村法治环境；三是激发德治活力，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对村民行为的规范作用，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推进机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使广大民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光明日报)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实际上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建设在全局中的中心位置，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任务细化到党和政府各项任务的要求、部署当中，让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能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所明确的一系列目标任务，做一些加法，做一些具体的部署、落实，从而通过我们的有效作为，带动整个市场预期的好转。可以说这样一个规律性认识，抓住了当前全局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
3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提出以进促稳，把它和指导思想当中的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做呼应，就看到在经济工作中提出了新的稳定观，这种新的稳定观其实要求我们不是被动防守，不是简单靠堵来守安全，而恰恰要通过更加积极主动作为，用发展的眼光、用发展的思维、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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